对于社工遇到的种种尴尬,记者专访了穗港及海外分隔家庭辅导中心创始人、荔湾区政协委员梁秋莎。作为一名在穗港两地服务15年的资深社工,她堪称广州社工模式的奠基人,对于近年广州社工以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发展现状以及方向,她在肯定之余流露更多的却是担忧。
香港社工配比低于广州
梁秋莎认为,就本次事件来说,八旬独居老人自然死亡属不可避免现象,居委会和所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能做到每周探访,工作并没有过大的缺失,但她建议,社工不应该总是想着一个人去解决问题,应该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更好地发动周边的街坊,“例如我们进学校,学校有老师,老师会知道哪些学生需要帮助;我们去老人中心,中心职员会知道哪位老人有状况,我们社工必须做的是构建一个网络,发动一群人跟你一起去干活。”
对于本次事件所引发的社工人手不足、工作量大的讨论,梁秋莎有不同的看法,“首先我必须说明一点,内地社工人手不算少,工作量不算大,只能说工作压力比较大。”为此,她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:在香港,十万人配置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,综合服务中心一般有20名员工,社工只占到一半。这意味着家综中心平均每个社工面对的人群是一万人,“当然香港也会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,配备一些NGO组织去提供特定的服务,但可以肯定的是,每个社工所分配到的工作任务并不比内地社工要少。”
真正懂行的社工并不多
梁秋莎直言,让内地社工感到压力大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力方面的欠缺。作为广州某社工机构的督导,梁秋莎曾经指导过一个社工半年的工作。“这个社工半年一直跟踪5个个案,她跟我抱怨压力很大,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。”她说,“但事实上,香港一个社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要跟踪的个案会达到40个,为什么人家又不会有这种抱怨?我觉得是能力方面的问题。”
梁秋莎表示,社工行业在内地越来越普及,很多人都开始接触这一行,但是真正掌握专业知识的社工并不多,“打个比方,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,你把人家的门敲开了,要如何安抚人家的情绪?人家哭,我们是否要搭话?这一切都需要社工必须具备专业技能,但我们的社工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。”
“无论从投入的资金还是人力等方面来看,我个人认为,广州市政府在社工这一块投入的成本已经不少了,但为什么如今做出来的效果差距却这么大,培训、管理等系统应该如何优化?我觉得要引起民政部门、社工委等机构的深思。”梁秋莎坦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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